到今天，我还没有决定要去上海书展。刚刚本打算乘下午两点的北安跨过去，但还是先上了微博，搜索了一下“上海书展 排队”。果然有在现场的朋友分享了排队的盛况，所以我还是不去了。况且，我手里的书现在也是多得看不完。十几年前小的时候怎么也不会想到，未来竟会是这个样子——自己不必再考虑经济因素，而是想买什么书就买什么书，只是读书相比之下却更少了。
高在群里讲他今天的打算：拿一本《三联生活周刊》，找一个咖啡馆坐一坐。他订购了八月到十二月的周刊。
真好啊。
我一下子想到，杂志对于我来说已经是比较久远的事情了。刚上大学那会儿还会买买《读者》、《青年文摘》、《意林》和《南方周末》。后来来到嘉定以后这边没有报刊亭，图书馆里当然有杂志，但是我去图书馆要么是上自习，要么就是找技术书籍，顶多偶尔借一些人文书籍来看。《读者》、《青年文摘》还有《意林》这样的杂志，已经不像当年那样吸引我了。但是，一想到它们，那些年的回忆就会在翻涌起来。
小时候母亲在新华书店的“读者俱乐部”给我办了借书证。但是办了借书证并不代表你可以借书。你需要往里边存入押金，每次借的书的总金额不能超过押金额，因为你的押金会被暂时冻结起来，等到你还书时才会被返还。那时候凭借这张借书证或许我也看了不少书吧，不过我已经不太记得了。只记得当时牛、任也都在那边办有借书证。那个时候这样借书还是挺流行的。应该就是在那里，我初识了《电脑爱好者》杂志，并被里边介绍的电脑技术、尤其是那些炫酷的黑客技术吸引。后来爸妈看我很喜欢这个杂志，就给我订了一年的。它是半月刊，所以一年一共24本，每本5块，共120元。还是挺感谢爸妈的。那个时候120元对于家里并不是一个小钱，而我们也并不知道电脑除了打游戏、看电影或者Office办公之外还有什么用途。我也很好奇爸妈为什么给我订杂志，也许是为了让我不那么沉迷于电脑游戏？
现在想想，当时我乐此不疲地跟着《电脑爱好者》里的杀毒软件评测板块不停地为自己家电脑更换杀毒软件，也因此把电脑搞坏过几次。不过神奇的是，我基本上没有搞过不可逆的硬件或软件错误，因为家里的电脑基本上没有重装过系统——那个时候我连系统的概念都不知道。另一个印象比较深的，就是从杂志里了解到了VBS，并从此开始进行非常简单的VBS编程。那时学会MessageBox弹窗后我有相当大的成就感，后来又学会了怎么写死循环，写简单的过程，创建文件对象等等。那时我经常逛VBS百度贴吧，里边有个很火的帖子是“VBS整人程序大全”，我们当年在里边分享着自己的各种坏脑筋——死机、崩溃、塞满硬盘等等。
大学选择了计算机专业，或许跟那个时候对于电脑的好奇和狂热有一点关系吧。
小学时候，最初学校并没有图书馆（那个时候似乎小学都没有图书馆，所以当时听说隔壁的中学楼顶有一个天文台后，我还是相当震惊的，后来那里也成了我的母校），但是到我们快毕业的时候，学校腾出了一间比较大的屋子，再放入一些书，这就是图书室。图书室落成后，学校分给每个班级两个借书的名额——两张借书卡。我不知道别的班是怎么分配的，我的班主任拿到借书卡后，就把卡给了我和班上的一个女孩。她似乎还告诉了同学们，如果大家想借书，可以来找我俩，由我们去图书室借书。
当着大家的面从老师那里拿到稀有的两张借书卡中的一张，这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可能要比被老师表扬还要开心一万倍吧。我不记得老师有没有解释过为什么把借书卡给我们，似乎是那时作文写的比较好？还是那时比较喜欢读书？不记得了。小孩子的热情总是一阵过后，很快就消散。后来直到小学毕业，似乎也没有人（也许有？）来找我帮他（她）借书。而我自己，大概也只用了一两次，借了一两本书而已。
小学毕业以后，我会一再想起这件事情，不是因为借书卡，而是班上拿到另一张借书卡的那个女孩。后来的时光里总是充满着雨滴，和雨后的彩虹。
初中开始，受到母亲和姑姑的影响，我开始读《青年文摘》和《读者》。相形之下，我更喜欢前者。因为《读者》里边的故事往往太过深沉，读完以后让人的情绪不是很好——尤其是那些比较经典的小说或者散文。读《读者》会有那种一下子望穿人生路的感觉，把一个没有经历过什么的初中生压的一个下午喘不过气来。
读《青年文摘》，我最喜欢读里边的“青春风铃”和“青年人物”两个栏目，上厕所的时候会再读一读笑话和语录。
读语录时，我总是带有一种膜拜感——原来一句话能够写得这么有力，说得这么让人听不懂，却仍然感觉很厉害很有哲理。再后来从初三起，到高中，我写文章也开始往这个方向走——有名言有语录且合乎天时地利，就引用；想不起来名言也没有语录，就让自己的话读起来像名言像语录。“恰当地引用名言能够让文章短小精悍的同时鞭辟入里”，我一直这么认为。甚至到了大学偶尔写文章，也会尝试从脑海里钩起那些沉没在记忆深处的词句。
然而，后来学德语的经历让我开始反思这种行文的方式。德国人写文章做论证不喜欢引用名人名言，除了那种本身就是事实、只是被名人说过后知名度比较高的陈述性语句；或者，文章本身写的就是那句名言所属的历史事件（比如在写柏林墙历史时，引用德国前总理维利·勃兰特的话）。他们认为个体事件具有偶然性，不能代表整体。最初听到这样的观点时，我觉得开了眼界，也没法反驳——这是概率学的基本常识。现在，我倾向于赞成这样的作文原则。但是我也认为，东方式的行文风格从古到今既八仙过海又一以贯之，从“六王毕四海一”到“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再到“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有一种历久弥新的独特魅力。
“青春风铃”则是恋爱主题的很小的短篇。一期杂志中有两篇，它们是分开的，位于书中前后不同的位置。所以我往往读完前面的，就跳过中间很多页，翻到后面去读另一篇。那时，我并没有读过很多中长篇爱情小说，所以对每一期文摘中的这两篇都充满了期待。
大学生们往往互相开玩笑，说高考完后大一赶快把英语四六级都考掉，因为那个时候是大学期间英语水平的巅峰了。读书于我也差不多是这样——当然，这是基于另一种比较方式——高中时买的书基本上高中时都读完了，大学里买的书读完的却只占少数。那三年，我读的人物传记多一些。且多是政治军事方面的：毛泽东、切·格瓦拉、拿破仑、隆美尔、古德里安、巴顿、艾森豪威尔、蒙哥马利之类。母校高中有一个不算小的阅览室，每个学生都可以去那里借书，很不错。
真的到了大学，尤其是到了新校区，我走在图书馆一排一排的书架前，往往会同时有一种满足感和一种压迫感。满足于藏书的丰富，又感叹于这么多想读的书什么时候能够读完。在我看来，大学的一点好处就是，即使你晚上九点多脑子里突然蹦出一个忘了很久的书名，都可以立马下楼骑着单车奔向图书馆借回来看。所谓“坐大厦之下而诵《诗》《书》，无奔走之劳矣”，大概就是这种感觉吧。
早年形容家境贫困，读书艰难，往往会说“读书是一种奢望”。这句话里的读书，恐怕指的更多的是“买书”或者“求学”。如今，字面意义上的读书倒真的成了一种奢望，买书倒不是什么难事了。大学里我买的书是真多，可我读了多少呢？
我无数次回想起幼年时期那一次跟随父亲去市中心百货楼四楼买书的情景。当时（其实现在也一样），“百货楼”在我们那里就是市中心的同义词，而百货楼四楼是我经常想去、经常去的地方。那一层基本上全是卖书的摊位，从教辅到散文到小说，都有。因为基本上都是盗版，所以书倒是不贵。
小时候父亲经常带我上去看书。往往是我在书摊前看，父亲在一旁静静地等待。那次和父亲去，刚好碰上一个书摊半价卖书。父亲说要给我买一册。我挑了半天，选了一本《宇宙未解之谜》。定价10元，售价5元。但那本书于我而言，如获至宝。我无数次翻看，时而为神奇的宇宙着迷，时而为各种科学家也无能为力、只能猜测的“未解之谜”苦恼。高中一下子忙起来，回家的次数也变少了，那三年仿佛一个与前后隔绝的时期。有一次放假回家，恰好翻出那本《宇宙未解之谜》。高中时的我已经开始养成定期买书的习惯，对于书的出版社、装帧、纸质有了自己的定位和理解。所以翻出那本书的时候，我的心里充满了疑惑：封皮很简单，从百度图片里找了一个天体图放在中央就成了；内容也不丰富，每个话题都是泛泛而谈，点到为止；出版社也没名气，不像什么“译林出版社”、“中华书局”之类的听起来就很有格调。然而，正是这样一本书，被我看了无数遍，激发了我对这个世界最初的好奇心，让我的童年变得多彩。
有时候再想想，也只是怀念当时简单无虑的生活吧：年轻的爸爸妈妈、新买的玩具、充满诱惑力的零食。现在看来，那样的时光注定短暂。
读过的书或许从某种程度上暗示了你是怎样的一个人，买过却没有读过的书或许从某种程度上暗示了你想成为怎样一个人。它们一起构成了我从懵懂无知到历经沧桑的漫长岁月。
当年高考完后，我站在十字路口。向左转走向中文系，向右转走向计算机。那时的我既血气方刚又豪情万丈，仿佛只有北大中文系和复旦新闻系是能够入法眼的。最终我选择了计算机，我的确也喜欢它。从不违抗的指令、精巧的算法、神秘的黑客……文学和诗意似乎慢慢地消失不见。
然而，我从小就是左撇子。
所以它们并没有消失，只是深埋心底。如今一个人走路，孤独的时候多一些。于是它们慢慢地从心底发芽。
我握住它们的手，谢谢你们，好久不见，一起走吧。